1.8亿理财仅剩44万 银行称嫌犯失踪 暴露其内控严重缺失！

【1.8亿理财仅剩44万 银行称嫌犯失踪】五年时间里，北京一家公证处的账户余额看似在稳健增长，会计刘女士隔一段时间就能从银行客户经理李某手中收到盖着清晰印章、数字分毫不差的对账单。直到2018年，当一笔1.8亿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却无法兑付时，虚妄的壁垒瞬间崩塌。真实的对账单显示，账户里不是应有尽亿的资金，而是仅剩的44.8万余元。超过1.8亿元的巨额资金，早已被人从内部悄然转移一空。这起震惊金融界的大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再审裁定，终于撕开了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看似牢不可破的安全防线。2013年12月，北京一家公证处为管理公证业务收费，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立了对公账户。此后几年，该账户陆续汇入资金，高峰期账户内资金总额曾达3.6亿元。银行客户经理李某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准时上门，递送盖着“银行转讫章”的对账单和利息回单。这些单据数字清晰，印章鲜明，与公证处的财务记录严丝合缝。公证处财务人员从未起疑。直到2018年6月，他们依据对账单显示的1.8亿余元本息余额，与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然而产品到期后，银行却迟迟无法兑付。银行这才揭开账户真相：自2014年起，账户内的资金已在不被授权的情况下被大量转出。2020年8月办理销户时，这个曾经承载数亿元资金的账户，仅转出了最后的44万余元残额。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资金流失并非突然发生，而是一场始于账户开立仅五天后、持续多年的系统性“渗透”。就在账户开立第五天，当第一笔4000万元资金刚刚到账时，犯罪嫌疑人便手持一份冒用了公证处会计刘女士身份、却真实加盖了公证处公章的材料，从银行成功骗取了网银加密设备。短短两天后，这4000万元便被近乎全额转出。

　　更惊人的是，这种冒名领取网银设备、篡改预留联系方式的操作，在此后四年间又重复发生了至少四次。伪造的材料成功构建起一道“数据掩体”，让银行内部系统与公证处的真实信息完全隔绝，为长期盗取铺平了道路。而客户经理李某递送的那些完美的对账单，事后被鉴定证实，上面的银行印章全是伪造。正是这份长达1800天的虚假“安宁”，掩盖了触目惊心的资金黑洞。

　　随着调查深入，案件的核心关联人物浮出水面，他们的身份指向了银行内部管理的深层漏洞。罗某某，曾身兼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负责人及业务四部负责人等多个关键职务。其母亲霍某某，出现在多笔不明资金流向的接收端。

　　直接负责对接的客户经理李某，则是长达数年间持续传递虚假信息、扮演“信任桥梁”的关键角色。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银行方面的抗辩策略更耐人寻味。对于核心人物罗某某，银行方面称其已“精神失常”并被送往精神病院，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对于直接经办人李某，则称其已从银行离职。银行试图以此将责任推给“个人行为”，但在法院看来，这恰恰暴露了机构在人员管理和内部控制上的系统性缺陷。

　　在庭审中，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提出了核心抗辩理由，试图规避自身的民事责任。银行坚称，网银开通和资金划转所依据的材料上，加盖的是公证处真实的公章，因此应视为客户的“自身授权行为”，银行已尽到审查义务。更重要的是，银行主张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应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处理民事纠纷，并因此要求驳回公证处的起诉。

　　这一策略起初在二审中均获法院支持。但公证处坚持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1月，最高法作出再审裁定，一锤定音。

　　最高法明确指出，本案的民事纠纷（储蓄存款合同违约）与刑事犯罪（嫌疑人伪造材料、挪用资金）并非“同一事实”。民事案件审理的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其审理不受刑事案件进展的影响。最高法因此撤销原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这一裁定，彻底打破了银行试图以“先刑后民”为由，无限期拖延或规避民事赔偿责任的企图。

　　大连银行此案绝非偶然。近年来，类似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客户资金的案件屡见不鲜，暴露出行业通病。2025年，河南商丘发生一起案件，邮储银行一名理财经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操纵老年储户账户，挪用资金超千万元，最终在案发前后与丈夫先后自杀，案件因此撤销，导致储户追偿无门。无独有偶，交通银行兰州一支行前行长刘某，也因挪用客户资金1443万余元用于个人投资和高利转贷，被判刑6年。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在于，银行内部关键岗位的员工长期作案而未被察觉，其内控机制形同虚设。事后，银行又往往倾向于将责任推给“个人”，并以“先刑后民”等程序理由拖延客户追偿。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连银行的内部管理问题似乎具有普遍性。就在2025年12月，其重庆分行因“信贷资金被挪用”等多项严重违规，收到260万元大额罚单。而在另一起纠纷中，大连银行甚至因错误上传客户信息至征信系统而被起诉。

　　这起1.8亿元大案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下。近年来，大连银行自身正面临严峻的经营压力。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17.7%。其衡量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净息差，已从2020年的1.64%骤降至2025年三季度的0.53%。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却在持续攀升。

　　分析指出，这种“内忧外患”的财务困境，或许正是银行在面对巨额资金纠纷时，倾向于采取诉讼拖延策略、不愿轻易承担赔付的深层原因。然而，法律的责任判定并不会因为机构的经营困难而转移。

　　目前，这起案件已由最高法指令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大连银行最终将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仍有待司法判决。但案件本身已给各方带来沉重代价。

　　对于公证处而言，长达数年的诉讼拉锯本身就是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消耗，更不用说被“冻结”的巨额资金所带来的实际损失。对于大连银行，除了可能面临的数亿元赔偿外，其商誉和市场信誉遭受的打击更是难以估量。最终，为这起惊天大案“买单”的，可能不仅仅是直接责任方。它消耗的是司法资源，侵蚀的是公众对整个银行体系安全性的基础信任。当客户将积蓄托付给银行，他们购买的不仅是利息，更是那份以国家信用和严密制度为背书的、不容有失的安全承诺。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如同一道穿透迷雾的强光，不仅为一个具体的案件指明了方向，也为所有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银行的金库不能仅仅依靠物理的锁具，更依赖制度的铁律和每一个环节的执行；所谓的“先刑后民”不能成为推卸自身民事责任的“护身符”；任何试图用“员工个人行为”或“嫌犯失踪”来搪塞的托辞，在严密的司法审查和沉痛的社会教训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起案件终将审结，但它留下的叩问将长久回响：银行，这个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该如何用行动重建那道被内部蛀蚀的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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